9月27日，国际聋人日。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指导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腾讯研究院、腾讯会议天籁实验室、腾讯SSV银发科技实验室联合发布了2022年国内首份老年听障社会问题调研报告《敢问天籁：关于老年人听力健康的十个问题》。

问题一｜大众认知

什么是听力障碍？以及，衰老是否一定伴随着听障？

听力障碍又称“听障”，即听觉系统功能的减退或损失，按照发生时间可分为语前聋和语后聋两种类型。

语前聋即在学会语言之前发生的耳聋，多为先天性听力障碍和婴幼儿时期因疾病等导致的听力受损。老年人听力障碍多属于年龄增长器官衰退引起的语后聋，是与增龄相关的对称性、不易觉察的听力损失。

听力障碍与老龄化进程息息相关，与高血压、关节炎一起，成为当前我国三大老年疾病。温水煮青蛙，由于听力随年龄增长的衰退常是隐性、渐进的，大部分人认为“听不清”是伴随着人老了的“小毛病”，“听不见”才是“大问题”。而实际上“听不清”和“听不见”一样，都是老年人听力障碍的体现。

人类生存有赖于“耳目喉舌”的正常运转。为什么“耳”居于首位？正是因为声音的感知对人最为重要。尽管人类获取的信息绝大部分来自视觉，较少部分来自听觉，但在不想看的时候人们可以闭上眼睛，耳朵却需要“永远在线”。机体衰老是人类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责任越大，压力越大，耳朵作为担子最重的器官之一，听觉等功能下降的速度也会更快。

除了衰老，导致听障问题的原因还有很多。遗传基因可能为听力障碍提前写好答案。疾病和毒性药物也会导致听力减损或完全失聪，这在老年人群体中很常见。

不良生活习惯同样也可能导致听力障碍问题，如生活中嘈杂的噪声环境，抽烟、喝酒等习惯、不良营养条件和肥胖、高血糖等，都可能刺激内耳在衰退老化下进一步损伤，进而引起感音神经性听障。从细微着手，戒烟戒酒，控制血糖，在从事工作环境噪声较大的相关行业时（比如建筑）做好防护，能有效减缓老年人听力障碍的进程。

问题二｜人群现状

我国有多少存在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以及，他们一般有哪些共性？

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我国老年性聋患者占听障患者总人数的34.1%，但这一数据因当时老年人申请听力残疾比例较低而被严重低估。

按目前老年人口计算，约7000万人群需要配戴助听器恢复听力，20年后会超过1亿。然而，目前助听器的使用率在中国只有5%~10%，绝大多数听障老人仍生活在混沌不清的世界里。

我国听障老人的共性主要为：病情进展慢、自我重视不够、依赖家人支持且不愿接受助听器的使用。不像心血管等突发性显性疾病，听力丧失往往伴随着衰老逐步、悄悄地发生。

因而，在许多老年人潜意识里，“听不见”和“听不清”并不是一种重大疾病，仅仅是因为年纪大了耳背而已，是正常且自然的事。

但是，大多数听障老人在未施加干预的情况下，最终可能发展成认知症等严重疾病。

听力衰退后，很多老年人因为害怕他人有看法，不愿主动交流，久而久之即便有人陪在身边，还是会感到非常孤独，最终认知能力退化，甚至导致老人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等严重后果。

我国听障老人非常依赖家人的帮助，自身还有一定程度的病耻感，忌讳自己有听力障碍的事实。一来二去，家人更难注意到老人存在听力障碍问题。发现晚、干预晚，进一步拉长老人接受科学治疗的心路历程，最终导致孤独感甚至是认知障碍的发生。

不同年龄、性别的听障老人存在着共性与差异，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和家庭支持也影响他们对听力障碍问题的认知和助听器采用的态度。

就性别而言，男性更容易受到老年性聋的困扰，听力损失比例相较女性更高。

就年龄而言，70岁到90岁是老年人听力下降最快的阶段，女性的听力损失比例与男性听力损失比例趋于一致。

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能够通过阅读等多种方式获取信息，也无形中导致他们不太重视听力障碍问题。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受困于经济条件和家人支持力度，无论是对听障的认知还是助听器的采用，都相对较低。

整体而言，我国老年人对听力障碍问题的重视程度都不够，使用助听器等设备的比例较低。

问题三｜听障影响

听力障碍对老年人有哪些细微却重大、易感知却被忽略的影响？

与欧美发达国家老年人更关注自己的表达与沟通不同，我国老年人多是含蓄、持重、隐忍的，当遇到沟通障碍时，通常选择沉默，或是更在乎家人意见，希望求助家人去干预和解决。

然而，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和城市生活节奏加速，一二线城市家庭对老人关注已呈现“力不从心”的态势，特别在一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家庭中。而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更有可能选择性忽略老人的需求。再加上老年人的听力障碍往往是长期、隐性、缓慢的，容易被自己和家人忽略，一拖再拖，导致不可挽回的损伤。

患听力障碍的老年人往往社交意愿不强，不愿意主动和人对话，常“独坐一隅”，或是在沟通中表露出冷漠的表情，实则内心十分渴望与人谈话和交流。

听力下降导致老年人言语识别率降低，换句话说，就是听不清楚越来越多的人所说的话，慢慢在正常交流下形成沟通障碍，到最后他们很难与非听障群体交流。

这种交流障碍会导致老年人长期情绪低落，进一步增加他们的孤独感，甚至改变老年人的心理状态，形成老年性抑郁症。

长期缺少对外沟通，将导致老年人脑功能退化，增加认知障碍等的发病率。有数据表明，老年人的听力每降低10个分贝，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就会增加9%以上。

问题四｜政策实施

在过去十多年，我国与老年人听障相关的政策推动了哪些变化？

我国高度重视老年人听力障碍康复和听力科技发展，近年来持续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优质企业引育、产学研协同创新、老年人听力健康筛查等行动。

2006年，中国残联及相关部委下发《听力语言康复“十一五”实施方案》，提出开展老年人听力语言康复工作试点。2011年，中国残联及相关部委制定、下发《听力语言康复“十二五”实施方案》，为5万名贫困成年听力残疾人免费配戴助听器。2022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将耳与听力健康工作纳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润物细无声，围绕老年人听力障碍问题，我国在政策面上已做大量工作。宏观上，自2006年开始对听障老人这一特定群体出台各类规划，并从预防、康复等方面完善相关顶层设计。

然而，政策的实施还面临着公众认知不足、产业发展受限等问题。认知上，相比于视力障碍和口腔健康问题，个人、家庭和社会对老年人听力障碍的关注与重视都明显不足。有关如何预防、检测、辅助治疗、康复等相关知识的科普宣教，成为解决老年人听障问题的关键。产业发展上，国内助听器产业面临着技术引进受限和发展不足的两端挤压。

由此可见，政策下一步需要从“主动脉”深入到“毛细血管”，以更微观、可操作化的细则、规定、行业指导等方式凝聚国家、企业与社会合力，在提升社会认知上进一步面向老年人及其家人，以更深入人心的科普宣教开展精准传播，在产业发展上进一步瞄准专用DSP芯片等受限严重的核心技术，以衔接性更强的产业和科技政策开展自主化攻关，同时，以针对性更强的健康政策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重视。

问题五｜行业发展

当前国内外老年助听器行业发展情况如何？国产助听器发展有哪些趋势？

这一情况也直接反映在助听器市场规模上。2020年，全球验配助听器的市场规模达到70~80亿美元，我国市场约占全球的10%。从90年代开始，全球助听器市场被欧美五大助听器厂商垄断了95%以上的份额，因而在业内也被称为“Big5”。

然而，这些企业进入我国助听器市场后，在研发和技术层面向国内的输出有限。我国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助听器生产国，但并未完全实现由一般制造业向高精尖产业的突破。

由于品牌发展较早，技术成熟，目前国外进口助听器占有较大优势。与此同时，在产品迭代及技术进步等维度，国外进口助听器已进入稳定发展期；反观国内的助听器厂商更加偏重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开始在这一领域持续发力。如，挚听助听器的AI在线远程验配技术，让验配更便捷、个性化，助力解决老年人听障“最初一公里”的问题。

在我国，助听器验配师存在较大缺口，许多听障老人较难得到专业的验配服务。没有专业验配，听障老人很难配戴上合适的助听器，戴起来不舒服的助听器久而久之变成了“抽屉助听器”。

为解决这一难题，腾讯会议天籁实验室推出完全自研的助听器核心算法解决方案，大幅度提升复杂场景下语音清晰度和可懂度超过50%，关键性能指标均可媲美进口价格万元的助听器，让听障人士在“听得见”的基础上“听得清、听得真”。

这些企业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为解决老年人听障问题的各个环节，作出非常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需要注意的是，芯片技术是我国助听器产业发展的难点。一些国内助听器厂商也意识到了这点，逐步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目前，纳渺、天悦、木芯等国内厂商已先后发布自主研发的助听器芯片。

相信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与支持下，未来会有更多企业，在更多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将助听器成本压下来，把品质提上去，为我国听障老人提供更多的选择、更好的服务。

问题六｜技术应用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老年助听器上的应用效果与发展趋势如何？

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助听器上的应用，是由声学行业的发展外移到助听器这一领域，还处在技术适应和改造阶段，智能助听标准体系的制定并没有跟上，部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还未在智能技术应用上完全细化，有可能无法完全满足听障老人的实际需求。

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人工耳蜗的声音处理器进行场景分类，进行不同场景的语音增强，提高植入者的言语识别率。另外还可以帮助人工耳蜗与助听器进行更加匹配的声电联合刺激，达到构建完整听力的目的，进而阻止听觉皮层的异常重组，避免单耳依赖。AI还可以帮助对植入者听觉康复进行更真实的主客观评价。

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否妥善运用、管理好老人的隐私数据，也需要制定相关标准予以规范。

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助听器应用中的标准化，需要进一步通过更具体的方法、体系和流程实现。

在方法层面上，标准化的规定越细致，越能保证结果的可靠性以及临床价值。这些工作从技术发展角度来说，可能算不上高大上，但对听障老人的临床实践很有用。

如，进一步细化助听器对各种声音信号处理的标准化问题，能够让人工智能适配参数“有据可循”。

在体系层面上，由于国内品牌助听器占市场份额较小，目前采用的多是国际标准，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带来尚待标准化的全新空间，目前国际上也没有相关讨论。

如，如何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助听器降噪中的功能、降噪程度和在某些场景下使用的效果等。在流程方面，需要每个环节都有细致、可操作、可评估的标准。

我国幅员辽阔，要想把验听服务惠及更多老人，AI在线远程验配等技术大有作为。但这是一个需要标准化的环节，如何由用户自己用手机完成测听，如何由听力师远程地给老年人进行专业指导与干预，完成助听器的远程调试，都需要制定更加详细的标准。

技术需要与“人”的深度融合才能成为重启老人听力世界的钥匙，要想实现这点也需要社会志愿者服务体系以及基层医疗健康系统的有效衔接，特别是在一些边远地区。

问题七｜用户心声

中国老年人为什么不愿意使用助听器？存在哪些顾虑和痛点？

老年人往往很难一下子接受助听器，需要经历一个从意识到自己听力有问题、确认听力有障碍，到愿意去医院检查、寻求助听器帮助的心路历程。我国老年人较看重家人意见和支持，在确定听障以及得到帮助的每个点上都需要家人去“推一把”。

许多老年人认为自己没必要配戴助听器，听不见仅仅是人老了伴随的耳背而已，再加上身边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小毛病”，从心理上也就不愿接受配戴助听器。

此外，选择与购买助听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与金钱，老人们担心给儿女孙辈添麻烦，通常也会选择隐忍不说。实际上，听力障碍是一种需要干预的疾病，若没有早期筛查、干预和有效康复治疗，往往向重度听障乃至失聪方向发展，甚至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等严重后果。

助听器价格贵、效果达不到预期、使用麻烦和外观不佳都会使老年人不愿使用助听器。目前，国内外高端助听器价格普遍较贵，许多用户退而求其次，选择价格较低的产品。

有些老年人购买助听器后，由于缺乏专业指导，助听器戴上后产生“啸叫”，不舒服，体验感不好，自然就会搁置在一边。

另一方面，老年人原本可能在助听器验配店测听完毕，设备也调试完成，当时戴起来很舒服，但回去戴了一段时间之后，不知道怎么调节，甚至电池都不会换。在他们看来，搞不懂也就不用了，抽屉成了助听器的“宿命”。

需要注意的是，除考虑“听得清”的效果问题，老年人也关注自己的“面子”。很多老年人觉得一戴助听器就意味着老了、病了、聋了，就像一戴眼镜就意味着眼花一样，所以坚决不戴助听器。

让老年人及其家人对听障问题有科学、正确的认识很重要，进一步优化助听器外观设计满足老年人的个性化追求也很重要。相信哪天配戴助听器可以像配戴各类眼镜一样普及，对老人而言是一种修饰和美化，他们的接受度会相对好些。

问题八｜社会支持

当前社会为听障老人提供了哪些帮助?未来还需要怎样的社会支持方案？

一是，政府在政策支持、经济补贴和知识宣贯等方面的推动，特别是国务院国资委社会责任局在2022年发起了“让生命听见声音⸺中央企业公益助列活动”号召98家央企业对于246个定点帮扶县以及西藏、青海对口支援县内，符合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条件的听障患者进行免费救助。如在车站、机场、大型商场、会议中心、公交车、地铁上配置辅听设备的公共装置及其明显标识。

二是，包括腾讯、智听等企业在技术、市场和资金上的公益投入。如腾讯会议天籁实验室免费开放天籁AI技术，帮助听障人群解决“听不清”的难题。

三是，专业机构在服务供给、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的支持。如，2019年开始，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积极探索社区听力筛查服务，开展老年听力障碍人群远程助听器验配项目，并已完成《老年人听觉康复》和《老年人听觉康复读本》，填补了我国老年性听力障碍康复教材及科普读物的空白。

2020年，上海九院联合瑞金医院、六院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启动“中国老年听力健康项目”，首创关注听力损失和认知功能的老年人队列研究，是国际上唯一一个针对轻度认知受损老年人的听力干预研究项目。

四是，公益组织在听障老人帮扶、科教宣传和技术普惠上的行动。2022年4月，在韶关民政部门支持下，腾讯“天籁银发关爱基金”试点落地韶关，开展包括老年人听力障碍预防、康复知识科普、听力筛查等工作，通过技术公益帮助听障老人更好地融入数字社会。

未来的社会支持，需要政府、公益和商业化齐头并进，共同推动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保障并提升听障老人群体的整体福利。

问题九｜学科建设

我国听力学科发展现状如何？对数字科技有哪些需求？

与丹麦等国家听力学科起源于基础研究不同，我国听力学科源于儿童术后听觉语言康复需求。中国大陆在1997年有了第一位人工耳蜗植入的儿童，随后植入人工耳蜗的孩子越来越多，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听力服务需求，首都医科大学和浙江中医药大学在2001年最早建立听力学方向，开始培养听力学人才。

但直到2012年，教育部才新设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专业，到目前为止，全国仅有十余所高校开设这一专业。2022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设立听力与言语康复学本科专业。

听力学是集耳科学、声学、通讯工程、信号处理、神经科学、心理学、语言学为一体的交叉科学，而现在我国跨学科的学术团体屈指可数，甚至还有部分关注听力的研究者因为待遇、职业定位和个人发展等问题选择转行。

学科体系不完备，人才流失，导致我国听力学科从基础理论，到产品研发，再到产品制造，最后到听力服务，全方位落后于欧美国家。

中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曾遗憾地提到，“我这个助听器，丹麦的，五万一个，这一套10万块钱，这就叫做高科技，用的原理全是物理学，可是中国物理学在这些上面，一点贡献都没有。”

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将为我国听力学科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有望推动学科从基础理论到听力服务的全方位发展。腾讯、新声、智听等科技公司，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产品研发和听力服务优化，技术和资本带动行业发展，也将提升听力人才的职业期待和培养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的关注点与听力学科不同，如何促进科技向善，发展更贴合听力学科的数字科技，是未来的创新点与难度所在。

问题十｜国际经验

其他国家在提升老年人听力健康上有哪些可参考、借鉴的经验？

1982年联合国《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指出，政府有责任协助老年人获得助听器等产品，使其能够延长自主活动的能力。

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为引起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重视老年性听力损失激增的现状，特地将国际听力日主题设定为“健康听力，幸福人生⸺关注老年人听力健康”。

2017年，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预防聋和听力损失决议（WHA70.13）》，敦促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减少听力损失及其影响。各国也积极响应关爱老年人听力健康。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电视台提供针对听障老年人的无障碍服务，如手语导播、无障碍字幕等，好莱坞近一半的电影都会提供针对老年人视听障碍的“特别制作”版本。

我国在提升老年人听力健康水平方面进步很快，但也需要继续借鉴国际经验。老年人听力健康的最大障碍，莫过于“不了解”、“不关注”、“不重视”。

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强科教宣传与社会引导，不仅能提升老年人及其家人的认知，还能提高全社会的重视。

在实践层面，可从听障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学习借鉴国际制度设计和设施建设的先进经验，软硬结合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如，完善社会保护与救助机制，动员社会力量促进听力无障碍环境建设，满足听障老人需求，将听障问题的“隐性”转化为“显性”，引发社会更多重视。

当然，解决“中国问题”还需要符合我国老年人实际情况。现有助听器算法多在欧美语系基础上研发，助听器在中文发音下易出现“变音”，甚至导致老年人产生理解偏差。

同时，我国听障老人患病的疾病谱较广，既有老年性聋，也有传导性听力损失。这需要获取更多国内样本，检验助听器国际标准在我国的适用性，并发展基于我国国情的产品标准。

容易被忽略的是，相较国外，我国老年人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方言。如，在麻将馆、菜市场等特殊环境下，如何评估助听器效果的好坏，改善助听器在特定场景下的使用效果，都需考虑中国场景、本土实践，不能仅仅照搬国际标准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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