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3.2亿、失能老人约3500万。有些事情“无人托付”成为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手术由谁签字、日常由谁照料、财产如何处置。《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且意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今年以来，上海、北京等地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推广实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落地。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独居老人、失独老人、子女在海外或亲子关系疏离的老人、“老养残”家庭、丁克及单身人士等。
目前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意定监护协议公证；二是在属地居（村）委会等参与见证下完成设立。
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意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生活交集渐渐减少。按照法定监护顺位，亲生子女通常是第一顺序监护人，不过，孟先生希望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为未来作出更周全、稳妥的安排。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成了孟先生晚年最信赖的依靠。数十年邻里亲友般的朝夕相处，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在公证审查的专业视角下，即便是最深厚的情谊，也需要严谨的制度兜底。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老友夫妇年事已高，未来或存在照料能力衰减的可能，家中子女能否顺利接续监护责任；一家人共同履职时，人身照料、医疗决策、财产管理的权责边界如何清晰划分。
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辰阳介绍，这个制度最大的好处是权力始终掌握在本人手上，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可以解除。为了确保双方都能清楚签订意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并在监护协议中增设专项监督条款。经过多轮细致核验，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后，这份意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
对于独居、子女不在身边等存在“监护真空”的老年群体而言，意定监护把法律基于亲属关系的法定安排，转化为可以主动掌控、提前安排的保障手段。年过七旬的张善源老人家住北京，终身未婚，独自远行时总有一份担忧：孤身在外，如果突发意外、身体失智失能，由谁来帮自己做医疗决定、处置个人事务。为了这份安心，张善源老人与北京律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签下意定监护协议，选择的监护人是一家社会组织。
这份意定监护协议有着清晰的时间边界：签约不等于监护立刻生效。只要老人意识清楚、能够自主拿主意，就遵从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权仍牢牢握在老人自己手中。只有经过法定程序，由法院认定老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后，协议才会正式启动。作为监护服务机构的社会组织，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是机构本身，而不是某一名工作人员，人员流动不影响责任主体，机构可动态协调多人应对突发情况。
作为守护老年人晚年权益的暖心制度，意定监护打破血缘束缚，为独居、亲情疏离、无可依托的老人撑起了养老底气。但在落地普及的过程中，这项民生制度依然面临认知、资源、落地、监管四大现实瓶颈。
“没听说过意定监护这个词”，是记者采访中很多老年人的普遍反映。受传统观念影响，多数老人考虑较多的是财产继承问题，对失智失能后的监护安排思考甚少。更深层的误解在于，不少老人将意定监护与“转让财产”画等号，担心签了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实际上，意定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作决定”，而非“财产归谁”。
“不知道托付给谁”是实际操作中最普遍的痛点。传统亲友监护顾虑多、责任重，多数自然人不愿承接；而能专业履职的社会组织、职业监护人数量稀少、分布不均。专家表示，亟须激活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多元供给格局。
司法鉴定及行为能力认定用时较长，可能影响意定监护在“关键窗口期”的及时介入。更普遍的难题是，医院、银行、养老机构对意定监护公证文书的认可度参差不齐。如今这一问题正在被破解：重庆北碚区打造了全国首个意定监护政府信息归集平台，从根本上解决“协议易签、执行太难”“医院不认、银行不理”的信任痛点。
意定监护协议生效后，老人往往已失去自主维权能力。如果监护人疏于照料、履职不当甚至违规处置财产，谁来发现、谁来追责？各地破题思路正在涌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创设“财产三分离”模式，小额日常开支由被监护人自主支配，医疗保证金由监护组织专项管理，大额资金通过公证提存监管，支出需经公证机构审核；监护人需每季度向公证机构提交履职报告，公证机构每年向法院提交综合监督报告，形成“司法+公证”双轨监督闭环。
（总台央视记者 帅俊全 许浒 郭臻）
